周有光的“陋室铭”
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，今年巳有103岁了。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，他拿出了这样一篇自制的“陋室铭”：
山不在高，只要有葱郁的树林。水不在深，只要有洄游的鱼群。这是陋室，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。房间阴暗，更显得窗子明亮。书桌不平，更怪我伏案太勤。门槛破烂，偏多不速之客
。地板跳舞，欢迎老友来临。卧室就是厨房，饮食方便。书橱兼作菜橱，菜有书香。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。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。使尽吃奶气力，挤上电车，借此锻炼筋骨。为打公用电话，出门半里，顺便散步观光。仰望云天，宇宙是我的屋顶。遨游郊外，田野是我的花房。笑谈高干的特殊化。赞成工人的福利化。同情农民的自由化。安于老九的贫困化……
周有光：百岁星辰 文华灿然
半路出家——49岁，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，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;
行为新潮——82岁，始学电脑。如今，打字、接发邮件，轻松自如;
笔耕不辍——93岁，出版《比较文字学初探》;100岁，《百岁新稿》问世;
神采奕奕——101岁，眼花耳背，但思维敏捷、行走麻利、甚至可以自行从三层楼下至一楼。
这就是周有光——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、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主要创制人之一。
“我今年101岁，上帝糊涂，把我忘掉了”
3月26日，早上9点。
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朴素的居民房里，周 先生在小书房里静静地看书。桌上，一杯温咖啡，两条白手帕，一个放大镜。
退休后，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——以书为伴，以文寄思。当然，也会有人登门拜访，认识的，陌生的;国内的，国外的;老的，少的。
一墙之外，是喧嚣的街市。
一墙之内，是他“无轨电车”式的生活——读书、会客、休息。
我们的到来打破了书房的安静。周 先生戴着助听器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需在他耳边大声说话，或者将问题写在纸上。他拿起放大镜，慢慢念着，随口作答。讲着讲着，周 先生便笑出声来，孩童般乐不可支、合不拢嘴。
这位历经晚清、北洋、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“四朝元老”风趣地说:“我今年101岁，上帝糊涂，把我忘掉了。”
人愈老，愈发童真。他把81岁视为1岁，从头开始计算年龄。他92岁时，收到一份贺卡，上面写着: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!先生高兴得不得了。“几个字母搞了三年，太笨了!”
常州青果巷，出了三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:赵元任、瞿秋白、周有光。
十岁时，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。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，上小学就读英文，但他更喜欢语文和数学。到了中学，许多课程如世界历史、世界地理等都用英文课本。他中学毕业时已能流利地用英文写文章了。
中学毕业，尽管成绩优异，但家道中落，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就读。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，便去应试。不想，这一考还真考上了。但当时读圣约翰大学，要交学费200块大洋，他家经济困难只得放弃。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 君慷慨大义，典当了自己母亲的“陪嫁”帮他凑齐了学费。在大学，周有光主修经济，辅修语言。
那时，他还不会想到，若干年后，他会成为中国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的推动者之一。
1955年，是周 先生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年份。10月，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，会议结束后，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。
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。他对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说，“我不行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，是外行。”吴玉章说:“这是一项新的工作，大家都是外行。”
就这样，在49岁的时候，他扔下经济学，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。
其实，与语言学结缘，还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。周 先生说:“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，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，好像是右手累了，改用左手，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。”他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，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。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。因为在大学里读书教书，自学条件非常好。1952年出版了《中国拼音文字研究》。加上他同时懂得中、英、法、日四门语言，干起语言文字工作得心应手。1955年，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。
谈起转行，周 先生回忆道:“我的改行是偶然的，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，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，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，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，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，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，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。”
他提出“汉语拼音三原则”:拉丁化，音素化，口语化，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“三是三不是”:不是汉字拼音方案，而是汉语拼音方案;不是方言拼音方案，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;不是文言拼音方案，而是白话拼音方案，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。
1958年2月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，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。在汉语拼音方案实施之前，简化字已经推行。周 先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，他的讲义《汉字改革概论》成为大学教材。
他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，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，规则在1988年公布。1979年-1982年，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，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(ISO7098)。
“ISO通过全世界投票，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。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，这是过去没有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，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。为什么要三年时间?因为ISO十分认真，还由于他们对中国不了解，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。后来有人问我，你花那么多时间是不是值得呢?我认为非常值得。后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，当时我们都考虑过，经过研究和实验，可以说是科学的。当然，不能说是完美，也有缺点。利弊共生，不好改，改了其中一点，就在别的地方会出现另一缺点。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，这几个字母你们搞了三年，太笨了!”
他们骂我们“专家专家，专门在家”
1969年，周 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，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。“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还有好处。我容易失眠，到了宁夏去种田，没有脑力劳动，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，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。”
于是，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，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，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。一次，林老问:“未亡人”、“遗孀”、“寡妇”哪种说法好?周 先生开玩笑回答: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，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。又说，从前有部外国电影，译名《风流寡妇》，如果改为《风流遗孀》，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……讨论逐渐深入，最后一致同意，语文大众化要“三化”:通俗化、口语化、规范化。“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，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。”
“搞学问就要思考。他们骂我们‘专家专家，专门在家’，只吃饭不干事。从外表看，他们是对的，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他要思考，你看不到他的活动的。这就是说，一种人的生活，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。”
对周 先生来说，思考是一种习惯。看守白菜窑，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，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。他说，整个一冬天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。这件事引发了他的“白菜理论”:烂了才吃，不烂不吃，吃的全烂。
人愈老，愈追求真理。周 先生说:“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?什么东西都要子曰，子曰是孔夫子讲的，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。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，要独立思考，有科学思想。”
当世界各地出现了“汉语热”时，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，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:“汉语的国际地位，应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。汉语的国际性最弱，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，但是，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。要想改变事实，只有改变汉语本身，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。”
“这种大人物，他说一句话，有千钧之重”
1947年与爱因斯坦的见面，对周 先生而言，很多细节都遗忘了。
“我到美国不久，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，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。一次在聊天中说，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，你可以去跟他聊聊。因此，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。他非常随便，一点都没有架子，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。”
“我这里故事很多，谁来开这个门，这门里就有故事”
谈话间隙，周 先生便端起那杯温温的红茶咖啡。“到了北京，一直到我老伴去世，我们有一个好习惯，每天上午10点钟喝咖啡，这是从外国学来的习惯。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都是举杯齐眉，古代人举案齐眉，我们是举杯齐眉。举杯齐眉就是相互敬重，夫妇当然要相互爱，但光是爱，还是会发生矛盾，还要相互敬重。”
“沈从文很有意思。当时胡适说，你写的小说很受欢迎，就来大学教书吧，教怎样写小说。但沈从文不会讲课，你要让他讲怎么写小说，他也讲不清楚。当时沈从文是 老师，张兆和是学生。后来，时间长了，沈从文就给张兆和写信，但是张兆和看也不看，沈从文呢，你看也好，不看也好，就是一直写。张兆和生气了，拿着信去找胡适校长，说‘您看，他是我的老师，怎么能乱写信呢’?她以为胡适一定会同情她的，没想到胡适思想很新，说‘沈从文又没有结婚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么’？胡适最后来了一句，张兆和就更生气了:‘我跟你爸爸也挺熟的，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讲一讲啊’，张兆和气得不得了，甩了袖子就走。就这样，沈从文依然写信，你不回信也没关系。后来他们就好了。”
“我这里故事很多，谁来开这个门，这门里面就有故事，要是没人开这个门，我自己就忘了。”推开曹禺 先生这扇门，周 先生便把我们领进去了。
“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，冬天，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。他白天穿上了，‘呦，这怎么回事啊?怎么发抖啊?’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抖，在生病呢。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呢。这是他的一个笑话。他的夫人郑秀呢，是洋学堂里出来的，很讲卫生，天天洗澡。曹禺却很不讲卫生，郑秀每天强迫他洗澡，那时候每天洗澡是很少见的，他就懒得洗，在洗澡房里一边看书一边拿手划水，划不是有水声么?就骗郑秀说洗了澡了。”
“我97岁去体检，医生不相信，以为我写错了年龄，给我改成了79岁”
“我97岁去体检，医生不相信，以为我写错了年龄，给我改成了79岁。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，我说这要问医生啊。以前我没有考虑过，后来我觉得是：
1.我不吸烟，不好酒，只喝一点啤酒。
2.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。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，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，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，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。
3.平时讲究卫生，天天洗澡洗头。
4.乐观，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。
5.晚上10点左右睡觉，早上7、8点起床，睡眠很好。中午还要睡一下，生活比较有规律。”
“有光一生一生有光”，夫人张允和的话，是对他最美的祝福。
2006年04月23日06:40 光明网-光明日报
